高台县高台县代放生地点

　　──二十七年六月在成都文殊院讲──

　　佛法大海，信为能入，疑为能障。学佛者若对于佛法全体怀疑，实为由闻生信解之障，为断疑生信故，略为剖析之。一般人之疑，约有依法、依师、依己三种。

　　甲、依法之疑，更分析之，最普遍者，又有四种：

　　第一、怀疑佛法是违反人生的：一般人怀疑佛法是非人生进化，而是归于虚无消灭的，所以对于佛法不愿听，听了也不愿领受。此疑不先除，则无由信入。应和佛经中之讲明的如何发菩提心，如何修证菩萨行果，正是“佛自住大乘，定慧力庄严”的本位佛法。所以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的大乘佛法，不但非消灭人生世界的，正是改善人生世界，使之发达繁荣向上进化而成为最圆满的。如此最高功德的成就，即是菩提。

　　第二、怀疑佛法不合科学的：因近代科学之进步，一般人思想上惟知赞美近代的科学发明，于佛法则视为不过一种宗教，近于神话。对于佛教信仰者皆归之于迷信，以不可实验故，不可实验即不合科学故；至其幽微深邃之理，则又以为不过玄学、哲学之想像推测，故对于佛法，视为在进步之科学时代已无研究之价值。若对一班宗教而言，如此之批评，诚有相当理由，然不可以评击佛法也。佛法者、就证法而言，为佛智亲证实验所得。就教法而言，是为令人生开示悟入佛所自证之法而说。于科学实验精神，有过之无不及。所说教法，又皆有精密之条理论证，故佛法不仅非不合科学，且为更进一步之科学，此于佛法有深切研究者，多能知之；若不研究者，自无由证验矣。且现今科学发明，每多与佛法中曾言及者相符合，亦有佛法所言、科学尚未证明者，此科学进步之程度尚未至，非佛法不合科学也。且佛法与科学，同由扩充见闻觉知之范围而得；科学恃精密之器械为助，如望远镜、显微镜等，使远者近、隐者显，而其所及之范围仍有限；佛法则以戒定慧为助，去烦恼所知之障，成无上遍正觉，心光普照于诸法实相，亲证亲见，发展见闻知觉能力，使至其最极圆满，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知此、然后能认识佛法非迷信，而是更进一步之实验科学。有近代进步之科学，正可为研究佛学、信解佛法之助。

　　第三、怀疑佛法是沦亡国族的：有一种人以为现在是国际竞争激烈时代，须使人民富于国家思想，然后能谋民族之自卫；见佛教发生之印度沦于异族，往往以为佛法虽有广大之教义，高深之理论，而不能振兴民族，保卫国家；因佛法所言，为广大之世界主义，佛教之昌明，足致民族主义之衰落而至亡国。其实、从佛法真精神言，大乘菩萨行，所谓庄严国土，守护国土，即以建立国家、保卫人民、为菩萨行之一，亦即是爱国思想，民族精神。大家皆知佛法有阿弥陀佛创造的极乐国土，阿弥陀佛以其愿行，结合同愿、同行者，造成极乐国土；正与结合同志改造国家社会者相同。若此种大乘精神能实现，正可以建立进步的国家，良好的社会。所以、佛法不但非灭亡国家的，而正是发扬民族精神，促进国家兴盛的。不仅理论如此，且可以事实证明：一般人以印度为佛教发祥地而亡国，以印度之亡，归咎佛法，此实是倒果为因的。印度佛法昌明之时，如阿育王时代，及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戒日王时代，即其国家鼎盛之时；后婆罗门教复兴，佛法式微，印度始分崩离析；近七八百年，加以别教侵入，全无佛法，而印度遂亡，中国如唐初佛法最盛，国力亦最强；可见佛法非亡国之因，而佛法灭乃亡国之因，此有志于国家民族者所当深知也。

　　第四、怀疑佛法无抗战精神的：又一般人以为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全国一致的趋向抗战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等视众生，充其戒杀无我之精神，必近于不抵抗，于保卫国家、救护民族之战斗，恐无益有害。不知佛法慈悲为本，更要以方便为门──门者所以通行者也──。若无方便，即有行不通之弊。所以慈悲不仅是不杀，而方便即是适当的办法。若有恶毒有情欲害多数众生命者，为救多数众生及免彼恶毒有情造大恶业，此时若无他法可止彼恶行，菩萨正应以大悲心断彼恶毒有情命。今有少数疯狂恶魔，不惜为祸世界，驱其国内人民与他国人民，互相杀戮；为制止此种疯狂行动，采取抗战方式，正是佛法的方便之门。所以疑佛法违反抗战精神，实为错误。由上所述，可见佛法不但不是非人生的，而是发达人生的；不但非不合科学，而是进一步的科学；不但非灭亡国家的，而是兴建国家的；不但非违反抗战精神，而且是正合抗战精神的。则依法而起之疑障可除矣。

　　乙、依师之疑：于佛法根本师之释迦牟尼、及传续师之菩萨、罗汉及历代祖师，其智慧功德，大都为有识者所共尊崇，而无可怀疑。至于现在说法师，如我本人，则世人对之，犹多不能谅解。

　　第一、因为我二十余年来提倡改善僧寺制度，适应时代需要，不知者以为有废弃了佛教原有戒律之嫌。殊不知我为建立“住持佛法之僧宝”的改革计划，乃是极端注重律仪的。故僧众的质量必须提高而数量不妨减少；至在家信佛徒众，则应平易普及，使全国民以至全人类同沐三皈、五戒、十善之化，增进人群之道德。

　　第二、前年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曾经有佛教团体请愿争求选举权，有报人访问我对于此事之意见，我当时就答覆他：“此事用不著去争，选举法上并没有限制僧尼的选举，有能为人选出的亦自可当选”。有人即据之抨击为参政运动，甚而造为亲日种种蜚语，这完全是出于嫉忌。

　　第三、在政府规定僧众须受壮丁训练时，中国佛教会曾请求免除而未得批准，我因以私人资格，与训练总监部一个熟人函商，使僧众但受救护、看护训练，俾尽国民义务而不背佛戒。但误传者竟谓僧众受军训系我主张，并以将练若干万僧军等轰传报纸，真是误会之极！

　　第四、因为我有一些著作，并且随时作些学术上的演讲，世人即以我为研究学问的学者，或是某一宗派的宗徒，或推崇为佛、为圣人，其实、我都不是，既不是佛，亦不是圣人，不是矜奇眩博之学者，亦不是传承任何宗派的宗徒；不过是总依释迦遗教，普缘法界含识的一个学发菩提心、学修菩萨行者而已。此与现在所讲经的内容：“如何发菩提心，如何修菩萨行”，却是很符顺的。复按之平日一切言行，皆可自信而信人的，所以、也恰宜说此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为宏传大乘法的。

　　丙、依己之疑：就是怀疑自己不能学大乘佛法。

　　第一、有一类人以研究佛学、修行佛法，必须离开群众，离开人世，在深山长林之中，离群索居；自己现在或有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或负著国家军政责任，以为我还在世上作事，故不能研究佛学，修行佛法，以此为障，于佛法遂不研究修学。须知佛法并非离开世间的，虚无缥缈的，亦不是违反人性希奇古怪的，不过是平平直直的、人生世界的实事真理，为佛所明白而说示众生的。如禅宗六祖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求兔角”。佛法就是于世间觉悟得恰恰当当十分圆满的。要求家庭、社会、世间的圆满完善，尤其需要修学佛法。从事社会事业的人，应先明白佛法的实事真理，然后知社会事业为众缘所成，实行大公无我的菩萨事业，近之可以改善社会，远之可以普度无量众生。──能将社会事业，依佛法实行，即是修行；不是一定要拿著木鱼敲，对著佛像拜，闭目静坐，才叫修行──。在语默动静日用行为中，依佛法实行体验，即是修行佛法。

　　负国家军政责任的人，更不可不明白佛法。小乘佛法也许不是所需要的，但佛法本质是大乘；由大乘法始能了知宇宙万有、人生、世界，无非因缘生法，都无独立自性，无可执为我者。由此不见有我，即不复分别人我，自他平等，故能以大众之痛苦为痛苦，以大众之安乐为安乐，解除大众痛苦而谋全民族全人类安乐。此自他俱利之事业，即是菩萨行。有求建立国家、保卫生民，而谋共同幸福之心者，应由此菩萨心行，始能利益大众，而得自他俱利之结果。如此之人，才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所以、负国家军政责任的人，必须要研究佛法。这是与一般人所自疑的适得其反。假使你已经是完全无用的朽木，也许你可以不必学佛法；如果你还想做一个有用的人，那就必须要学。

　　第二、有一类人又这样想：现在中国受人侵略，已陷于次殖民地位、或半殖民地位，加以连年的天灾内乱，真是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团结砥砺，抵抗外侮，平定内乱，都来不及，那有余暇学佛法！一般人民因于衣食生活问题，亦决没有功夫来学佛法。这样的人，不但自己认为不能学，并且反对别人学。不知国人现在所受种种苦痛，虽是实际情况，但就佛法最普通的道理来说，不外因果的定律。试看中国古来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好的时代，近数十年陷于外患内乱、天灾人祸、水深火热之中，其远因或伏于数百年前，近因或起于数十年前，皆由已往错误造成之恶因，故受今日痛苦之恶果，以前之因即今日之果，以后之果即在今日之因。故佛所言因果，不是渺茫无稽的，也不是另有天神等为之主宰的，更不是与自己漠不相关的；因果的责任，就在自己。自己造恶因，自己得恶果，自己造善因，自己得乐果。个人如是，国家民族亦如是。若于苦痛之中能生深切觉悟，反省已往之错误，然后能得解除痛苦之道，而收幸福之果。姑无论甚深究竟之解除痛苦，非佛法不能成办；即在现见事实上，若能明白佛法的道理，止息恶因，习积善因，便能转火宅而成乐土。所以、正因为在痛苦逼迫之下，更须研究佛法。

　　佛法以苦谛为始，即是对现状不满，然后研究其因果，而得解除其痛苦之法。佛法大旨的四谛，即是苦、苦集、苦灭、苦灭之道。所以要解除痛苦，更不可不要佛法。学佛法也并不是不要人谋生活，仍然可以谋衣食住，但是不可用错误的思想去谋生活，以致害人害己；要由正当的思想，利人利己。若用错误的思想，生活问题未必能解决，自己难免受苦。所以要解除内在外在的苦痛，更要学佛法。

　　第三、又有一类人，对于佛法也有相当的认识和信仰，但是自己反观从前有许多错误，思想也错，行为也错──本来、这种惭愧忏悔心，正是入德之门──，就以为起心即错，动念即乖，我是一个苦恼众生，我的世界也是一个秽浊世界，凡所作为，皆增罪孽，所以疑于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等事，皆不能作。这样的人，若真知苦恼秽浊、发心修行，亦可成小乘解脱。但是他以为菩提心我没有资格敢发，如此停顿于回顾既往懊恼追悔的途程上，终不能走上解脱之路！这就是佛法所言五盖之一的恶作盖。须知假使真正知道自己既往的错误，单有懊悔是不能解除罪过的；应当学大乘法，明白罪性本空，善恶因果，无决定性，所谓“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积修善业，消除恶业，依菩萨行修积资粮，始能解除罪恶，成清净纯善功德。若自以为不能发大乘心，实甚颠倒！

　　第四、又有一类于佛法虽有认识，然未究竟圆满，但知佛法在了生死；简单的说，他学佛法惟是求了脱“死”。或以为我做了数十年人，觉得人生无意义；或以为世间一切，我皆满足，所不能解决之问题惟“死”；于是惟以佛法为解决的问题之工具，求死时“死”得好，或死了可不再死，达到往生极乐，或是无生。应知佛法固能解决死的问题，但如此惟求了死之心，乃是小乘发心。惟侧重佛法可遮止生死之一点，于圆满无上菩提、利益人世等事，即不能发心勤行，惟求好“死”、或不再死。此恐怖“死”而不安宁之心理，亦是错误颠倒，亦能为障。欲真澈底解决生死，惟有从大乘佛法了知生死本空，了不可得；若觉有生死，是小乘法，虽解脱分段生死，而变易生死仍不能解脱也。心经云：“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可见根本没有“死”。

　　佛法不但是解决死的问题的，而且是重在解决生的问题的。所谓生、就是缘生性空，活泼泼地法界缘起，人生、世界、宇宙的实相；也就是去尽无明颠倒的佛智上所明见亲证的实相。既知法界实相，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刹那即无量劫，无量劫即一刹那，无终无始，无有边际，生死如何安立？须知现前事事物物、形形色色，莫非无碍无尽的庄严法界，拈一茎草，即佛法身，一色一香，全彰中道。如此澈底明白无死，始为真解脱死。

　　疑己的疑很多，难以列举，姑止于此。现在知道：修学大乘法，不是要离开人群社会，而是能利益人群社会的；不是不要人解除痛苦，而正是澈底解除痛苦的；不是有过错就不能学，而正是解除罪恶的；不是惟求解脱分段的死，是澈底解决二种死而得无尽妙用的。如此、就可以去掉自己不能修大乘法的怀疑。

　　以上对于疑法、疑师、疑己的疑，皆已去除，然后可以进而研究领解学习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大乘法。(游隆净记)(见海刊十九卷九期)

惠能的禅学思想有哪些特点和影响?

惠能(638—713)，或作慧能，俗姓卢，原籍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因父“左降迁流岭南”而成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因早年丧父，老母遗孤，移至南海。由于家境贫困，惠能卖柴以供家用。据说于市上偶闻一客诵《金刚经》，“心明便悟”，得知客从黄梅弘忍处来，即辞别老母，前往黄梅礼拜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曹溪大师别传》则记载，惠能在见弘忍之前，已经有了一段学佛的经历，特别是对《涅槃经》有了一定的体会。

据说惠能一见弘忍，便直言“唯求作佛”。弘忍责之日：“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日：“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见惠能答语非凡，很器重他，便把他留下了。惠能先在弘忍门下随众作务，踏碓八月有余。后弘忍为付衣法，命众门人各作一偈以呈见解。众人皆言，我等不需澄心用意作偈，神秀上座是教授师，待他得法后，我等自可依止。神秀上座思惟良久后作偈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对此的评价是只到门前，尚未入得门见自本性。惠能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惠能所呈心地得弘忍印可，并因此而密受衣法，成为禅宗六祖。

惠能得法后，为防人争夺法衣，领弘忍“将法向南，三年勿弘”之训，回到岭南，避难于猎人之间多年。后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日风动，一僧日幡动，议论不已。惠的重视。一问方知是佛法南来，便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并请智光律师为之授戒。是年为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惠能39岁。法性寺即今广州光孝寺，寺中现有瘗发塔、风幡堂等遗迹。惠能出家受戒后，就在法性寺的菩提树下为众人开“东山法门”。不久，回到曹溪，行化近四十年，门徒数千人，因久住曹溪而被称为“曹溪大师”，成为禅宗南宗的创始人。据说武则天和唐中宗都曾召他人京，均力辞，始终保持了弘忍一脉相承的山林佛教的特色。惠能圆寂后，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唐代著名的文人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曾为惠能写过碑铭。惠能的言行说教后由门人汇集整理而编成《坛经》一书，成为惠能南宗的代表著作。

惠能的禅学思想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以空融有、空有相摄的教理基础。惠能禅学以“心”作为融摄空有的理论基石。此“心”既不是真心，也不是妄心，而是念念不断，念念无住的当下现实之心。此当下现实之心是性空实相论与涅槃真心说相结合的产物。二、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解脱论。惠能突出当下之心，是为了引导人们反求诸己，从自身中追求解脱成佛。惠能将众生与佛的差别归结为自心(性)迷悟的不同，众生与佛的不二，是以心(性)为中介的。所谓的解脱，就是向内心体悟自性本具一切，去除妄想浮云，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自性自度，自成佛道。三、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观。顿悟成佛是惠能南宗特有的标志。所谓悟就是任心自运，念念不起执著，是自心本性的自然显现，这就决定了“悟”必为顿悟。惠能的顿悟说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重在说明妄念不起，“无住”则强调正念不断。而这两者又都立足于实相无相的基础之上。

惠能禅宗的佛性论是中国佛性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惠能既综合了从人、心、理(境)等不同方面来理解佛性的各家异说，又超越了各家的思想。他在融摄中观般若思想的基础上，把大乘佛学虚构出来的精神实体重新拉回人们的现实之心，使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脱经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形式；使佛陀的解脱论在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又得到了新的肯定。惠能的自在解脱论融宗教信仰于现实生活，凸显了人的价值。他否定盲目迷信神灵神性，突出众生的自心自性，主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性面前人人平等。他把人格与人性抬到至上的位置，将解脱交到人们自己手中，要其凭借自信与自力去实现自我的拯救与超越。惠能反对墨守成规，死守经典，强调自我领悟，用活泼泼的语言启发人独立思考。这对中国佛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惠能所倡导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易法门，强调自证自度，妙解顿悟，而不重经教师说、坐禅入定，开中国禅宗一代新风，不仅对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影响中国思想史达上千年之久。

(摘自《佛学问答》洪修平、许颖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