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陵县大觉寺放生池图片

范仲淹修净土

  ◎ 佛 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989——1052）考取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实现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

  范公一生的历史成就涵盖政治、军事、文学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在政治上，他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修筑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200华里的海防堤，造福于一方百姓，后人称之为“范公堤”。因为感激于范公的恩德，当地许多百姓都改姓了“范”。

  他还针对当时朝廷内忧外患的现状，上书仁宗皇帝，力推新政，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便焕然一新，史称“庆历新政”。

  在军事方面，康定元年（1040年），范公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他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在文学方面，他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他的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在《灵乌赋》一文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句，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典范。他的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千古名句。

  在文化教育方面，范公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庆历年间主政时，他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也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范公的淳淳厚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荫庇着后世子孙。他的四个儿子都官高爵显。特别是次子范纯仁做到了宰相之位，且有乃父遗风。千百年来，范公的后人昌盛无比，贤良辈出。自北宋至清末，范家共出了七十二位宰相。

  和历代文人士大夫一样，范公与佛教也有着甚深渊源。

  范公的母亲笃信佛法，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年少时，他曾拜高僧为师，发愤苦读于醴泉寺。母亲和高僧的言传身教，寺院中那晨钟暮鼓、诵经念佛之声，自然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佛法上的熏陶。

  范公一生为官所到之处，必定造寺度僧，兴崇三宝。他与佛门高僧交往极多，仅见于诗文中的就有早年结识的释文光和广宣大师，还有琴中知音真上人、越僧长吉、吴僧真、元二上人等不下十人。他曾问道于琅玡慧觉禅师，且有偈赠予禅师，偈曰：“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范公在母亲去世后，恭请出家法师为母亲诵经超度，虔诚所致，竟然感得观世音菩萨化身出家人，为其母亲念诵《金刚经》半部。

  范公屡次作文表赞佛门高德。仁宗皇祐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先生为其撰写塔记，表彰德行。

  范公还曾将自己的房舍捐献出来，改建成太平寺，延请浮山法远禅师住持。禅师入寂后，范公为其撰写碑铭。在碑铭中，范公赞道：

  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

  不独如是，范公与佛教净土宗更有着殊胜的因缘。据清朝佛教著作《角虎集》记载：

  时有宗道者，见雪窦后，超放自如。后忽自检居寿春，不出。常口念弥陀，以扫帚自净其居。公往见之……问曰：“如何是西来之意？”宗曰： “云开山月露，雨过竹风凉。”又问： “终日念佛，当过什么？”宗举扫帚作舞势。公豁然领旨，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以养圣胎”即是求生净土、存养莲胎之意。由此可知，范公在当时的一位名为宗道的法师开示指引下，常修净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这位法师的引导方式颇具禅宗的风范，由于高僧善于洞鉴行者善根与时节，加之巧摄妙引，悟力超凡的范仲淹终由单纯参禅转入“终日念佛”的修行路径。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公走完了他63载的光辉一生。

  《角虎集》中记载，临终之日，范仲淹对家人说道： “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由此可知，范公临终前便预知时至，梦见西方妙境界相，且知自己定当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范公去世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民间各地建立祠堂，画像供奉。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如丧考妣，悲泣哀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句悲悯宏大、仁慈爱物的名言金句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人，这位“后天下乐”的仁者因为念佛，早早先于我们到极乐世界永享真实究竟的安乐去了，料想范公也定在西方日日心忧我等娑婆旧亲们——众生何事不思来？

  摘自《净土宗》2016年5月刊

范仲淹修净土

  ◎ 佛 泉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989——1052）考取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实现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

  范公一生的历史成就涵盖政治、军事、文学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在政治上，他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修筑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200华里的海防堤，造福于一方百姓，后人称之为“范公堤”。因为感激于范公的恩德，当地许多百姓都改姓了“范”。

  他还针对当时朝廷内忧外患的现状，上书仁宗皇帝，力推新政，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便焕然一新，史称“庆历新政”。

  在军事方面，康定元年（1040年），范公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他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在文学方面，他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他的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在《灵乌赋》一文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句，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典范。他的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千古名句。

  在文化教育方面，范公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庆历年间主政时，他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也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范公的淳淳厚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荫庇着后世子孙。他的四个儿子都官高爵显。特别是次子范纯仁做到了宰相之位，且有乃父遗风。千百年来，范公的后人昌盛无比，贤良辈出。自北宋至清末，范家共出了七十二位宰相。

  和历代文人士大夫一样，范公与佛教也有着甚深渊源。

  范公的母亲笃信佛法，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年少时，他曾拜高僧为师，发愤苦读于醴泉寺。母亲和高僧的言传身教，寺院中那晨钟暮鼓、诵经念佛之声，自然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佛法上的熏陶。

  范公一生为官所到之处，必定造寺度僧，兴崇三宝。他与佛门高僧交往极多，仅见于诗文中的就有早年结识的释文光和广宣大师，还有琴中知音真上人、越僧长吉、吴僧真、元二上人等不下十人。他曾问道于琅玡慧觉禅师，且有偈赠予禅师，偈曰：“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范公在母亲去世后，恭请出家法师为母亲诵经超度，虔诚所致，竟然感得观世音菩萨化身出家人，为其母亲念诵《金刚经》半部。

  范公屡次作文表赞佛门高德。仁宗皇祐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先生为其撰写塔记，表彰德行。

  范公还曾将自己的房舍捐献出来，改建成太平寺，延请浮山法远禅师住持。禅师入寂后，范公为其撰写碑铭。在碑铭中，范公赞道：

  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

  不独如是，范公与佛教净土宗更有着殊胜的因缘。据清朝佛教著作《角虎集》记载：

  时有宗道者，见雪窦后，超放自如。后忽自检居寿春，不出。常口念弥陀，以扫帚自净其居。公往见之……问曰：“如何是西来之意？”宗曰： “云开山月露，雨过竹风凉。”又问： “终日念佛，当过什么？”宗举扫帚作舞势。公豁然领旨，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以养圣胎”即是求生净土、存养莲胎之意。由此可知，范公在当时的一位名为宗道的法师开示指引下，常修净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这位法师的引导方式颇具禅宗的风范，由于高僧善于洞鉴行者善根与时节，加之巧摄妙引，悟力超凡的范仲淹终由单纯参禅转入“终日念佛”的修行路径。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公走完了他63载的光辉一生。

  《角虎集》中记载，临终之日，范仲淹对家人说道： “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由此可知，范公临终前便预知时至，梦见西方妙境界相，且知自己定当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范公去世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民间各地建立祠堂，画像供奉。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如丧考妣，悲泣哀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句悲悯宏大、仁慈爱物的名言金句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人，这位“后天下乐”的仁者因为念佛，早早先于我们到极乐世界永享真实究竟的安乐去了，料想范公也定在西方日日心忧我等娑婆旧亲们——众生何事不思来？

  摘自《净土宗》2016年5月刊

从北大清华出家的和尚们

魏德东

为什么北大清华的博士、博士后选择出家？

佛法的可信，是因为从佛陀时代直至如今，一直有佛弟子以亲身的修行体验，证明着佛经的正确。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哲学对这个(宇宙本体，终极真理)不过是推测，而佛教却是亲证。

——中国近代着名数学家、发明家王季同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爱因斯坦

佛教是宗教而超宗教，是哲学而超哲学，是科学而超科学。

——着名物理学家，北大教授黄念祖

佛教不仅不是迷信，而且是破除迷信最彻底的学理，科学造诣愈深者，愈能解释佛经中素不能解的真义。

——中国现代科学家尤智表

最早接触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和尚是河北的释明海法师，哲学学士。后来又认识了他的师弟，毕业于北大地质系的明影法师。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得知“文革”之后，前前后后约有5位以上的北大校友出家为僧。

上周末与家人去北京西北的凤凰岭爬山，在刚刚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的龙泉寺，验证了一个新的情况：最近两年，大约有七八位清华大学的博士或博士后出家，龙泉寺是他们的重要道场。用一位法师的话说，清华后来居上，出家人数一举超过了北大。

为什么有这么多高知出家？不是说科学知识越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就越强，人们的宗教性就越弱吗？北大清华的学子们出了什么问题？

实际上，类似的疑问在90多年前的美国就出现过，并有过非常专业的研究。1914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刘巴(James Leuba)以《美国科学家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为据，随机抽样，询问科学家是否同意：“我相信一个对他祈祷可以期待得到回答的上帝。”刘巴想证明科学家是非宗教的，但令他吃惊的是，有41.8%的人选择了“是”。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比例。

1996年，埃德华"拉森(Edward J. Larson)和拉瑞"威赞(Larry Witham)复制了刘巴的研究，发现39.3%的科学家选择了“是”。他们的结论是：82年以后，科学家对上帝的信仰并没有衰落。

与北大清华毕业生出家为僧联系起来，笔者想说的是：知识多少或许与宗教信仰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知识多了，人的宗教性会降低。从上述中美两国的经验看，这样的想象也许还值得探讨。在宗教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学派，认为人们的宗教需求基本是稳定的，不会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而改变。在宗教产品不充分的情况下，人们会以家族、国家、事业等宗教替代品来满足自己的宗教需求，但需求本身并没有大的改变。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许很有启发。

有没有理论解释在出家方面为什么清华的学子后来居上呢？也已经有成熟的研究成果供我们参考。1969年，卡内基委员会对60,028名美国学者作问卷调查，发现科学家的信仰比例与其学科的科学化程度成正比。越是科学性强的学科，其科学家的信教比例也越高；反之则低。60%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称“宗教人”，排行第一；其次是物理科学家和生命科学家，55%。倒数前3位则是人类学家(29%)、心理学家(33%)和社会学家(49%)。研究者的结论是“最不宗教的人在最少科学性的学科中”，这些人之所以倾向于非宗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学科不太够格成为发达的科学！

以此推断，似乎未来北大出身的和尚，要从数量上超过清华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