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放生鱼的经典句子，阐释经典传印长老：关于佛历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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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释迦牟尼佛是历史人物，其遗址斑斑可考；既为历史人物，必定有其生年卒年。因为印度古史含糊和释教南北撒布记叙差别，乃至众说不一。此中，“众圣点记”和“阿育王即位”是两桩互不联系关系的史据，而考据成果同等。因而，国内外学者以为信凭性强，这曾经为恢弘世人所接受。

2、据诸大乘释教佛论，佛陀法身寿量无始无终；报身寿量有头无尾；应身寿量有头有尾。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应身，应乎众生机遇，示生此世，度脱众生，众生缘尽，佛则示灭。现今，愈来愈多的人们，对释教有爱好，他们常常对应化此世的释迦牟尼佛的出身和进灭的汗青年代抱有疑问；对此题目，若是弄不明白，便会影响到他们对释教的爱好和信奉之心的生起。有鉴于此，故为此文。

3、我们这个天下的释教由释迦牟尼佛（Sakya-muni-buddha）首创。所以相识释教时，首先便得由释迦佛最先。而当相识释迦佛这一历史人物时，首先是其平生、生卒年月题目。这关系着对释教的如实相识和祛疑起信的重大题目。

4、释迦佛出生于印度北部地区，喜马拉雅山南面一城邦之国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诞生地为蓝毗尼（Lumbini），今属尼泊尔境内。其落发、修道、成道、说法、进灭等地，皆正在恒河流域中、下流一带宽大地区。有关释迦佛平生运动诸圣地遗址，现正在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天下人类配合文化遗产而予以护卫。这证明释迦佛的确是一名历史人物。既为历史人物，自必有其生年取卒年，所谓佛历，即是据此而盘算的。作为知识，该当了解中国汉地是以佛诞为佛历编年；东南亚各释教国度皆以佛灭为佛历编年。

5、因为印度古代汗青贫乏明白年月的记录，对释迦佛的出身和进灭年月，没有直接史料可资信凭，只得由直接的旁证的汗青材料中去寻觅考证，故致众口纷纭，无所适由。林子青（1910—2002）《释教纪元决定论》中说：

6、其最旧取最新者两极度之差，竟有达两千零五十四年的，如西藏所传佛灭为公元前二四二二年，丹麦学者韦斯特加德（Westergard）考据佛灭于公元前三六八年。[1]

7、正在近世考据释迦佛生卒年月的国际学者中，揽其大端，约有七十余种异说。异说纵多，于中加以挑选，吾人仍旧能够获得信凭性较强的史据。为简明起见，据四说加以略述，可大体统其端绪。四说为：《周书异记》说、“众圣点记”说、“阿育王即位”说、《菩提伽耶碑记》说。

8、此说是中国汉族地域刻有的传说，而与西域、印度无关。据《周书异记》说，释迦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或误记为二十四年），灭于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或误记为五十二年）。

9、此说的来源：先是，约当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之时，发生了“老子化胡”之说。据《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载，襄楷向汉桓帝的奏疏中有“或言老子进夷狄为浮图”之语，唐·李贤注云：“或言，那时言还，老子西进夷狄[2]，始为浮图[3]之化。”

10、这是因为释教传入我国汉地之后，危害渐大，尤其是释教的博学多才，洞玄幽微，使汉土本来固有的玄门，大为减色。为了抵抗释教，道徒为此“化胡”之说，以图将玄门凌驾于释教之上，用显其优秀。到西晋初年，有羽士王浮，据此“化胡”之说，归纳诬捏为《老子西升化胡经》，企图为“化胡”说正式树立宗教上的凭据。十九世纪初正在敦煌石室发明的《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第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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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时太上老君，以殷王汤甲庚申之岁建午之月（阴历蒲月），由常道境，驾三气云，乘于日精，垂芒九耀，进于玉女奥妙口中寄胎为人，庚辰年仲春十五日诞生于亳……生有老容，故号为老子……（周）桓王之时，岁次甲子，一阴之月，我（老子自称）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进乎白皙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进山修道，成无上道，号为佛陀。……积年示进涅槃。襄王之时，其岁乙酉，我还中国，教养天人，乃授孔丘仁义等法。[4]

2、这类虚妄经书的呈现，惑乱视听，佛教徒自不容坐视不理，因而便有了把释迦佛生卒年月推向更古昔的情况呈现。

3、三国时，谢承正在《后汉书》中记佛正在癸丑年七月十五日托胎于摩耶夫人腹中，至周庄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考周庄王十年是公元前六八七年，是年系甲午而非甲寅（其先一年是癸巳而非癸丑）。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还依此为主说[5]。然而，羽士王浮的化胡伪经称周桓王岁次甲子，老子令尹喜投胎为佛。桓王甲子是公元前七一七年，较谢记佛诞早三十年，是故不可以据以消除“化胡”的流毒，倒有反证“化胡”的大概。《历代三宝记》卷费注云：“先贤诸德，推佛生年，互有遐迩”，接着罗列《法显传》、沙门法上（495—580）《答高丽国问》《像正记》、后（北）周沙门释道安用罗什《年岁》及《石柱铭》《众圣点记》等事先已泛起的佛诞年月诸说互异的状况[6]。可见，关于佛历编年之异说，自汉魏以来，就已泛起。不外，因为道徒捏造《老子西升化胡经》的干系，由此以降，汉地诸佛史文献，率皆依《周书异记》之说了。

4、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宋、元版本作卷二十四）《昙无最传》纪录元魏孝明帝正光元年时，孝明帝调集佛道代表人物共为论议。列传说：

5、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二宗上殿，斋讫，侍中刘滕宣敕，请诸法师等取羽士论义，时清通观羽士姜斌取昙无最法师对论。孝明帝首先提问：“佛取老子与此同时不？”姜斌曰：“老子西进化胡，佛时觉得侍者，文出《老子开天经》。据此明是与此同时。”最法师问曰：“老子同（周朝）何王而生？何年西进？”斌曰：“当周定王三年，正在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人里，玄月十四昼夜生。简王四年为守躲吏，敬王元年，八十五岁，见周德陵晚，遂取散闭令尹喜，西进化胡，约斯明矣。”最曰：“佛当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仲春十五日灭度。计进涅槃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至敬王元年，凡是经四百三十年，乃取尹喜西遁。此乃年载差异，无乃谬乎!”

6、斌曰：“若如来言，出何文纪？”（按这句语体译就是：“假如像你所说的那样，又是按照什么史典呢？”）最法师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圣人，当明于佛；迥无文志，何耶？”最曰：“孔氏三备卜经，佛之文言出在中备。仁者识同管窥，览没有远大，何能自达？”帝遣尚书令元乂宣敕：“羽士姜斌，论无主旨，宜令下席。”又议《开天经》是谁所说。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就观取经。太尉萧综、太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余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时加斌死罪，西国三藏法师菩提留支苦谏乃止，配徙马邑。[7]

7、以上是北魏·昙无最法师取羽士姜斌的论争，据《周书异记》说，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北齐时法上法师还如是说（《历代三宝记》卷一谓法上引《穆皇帝外传》而说）。又唐·法琳（572—640）法师于武德五年向唐高祖李渊上《破邪论》，论文中引《周书异记》云：

8、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溘然泛涨，井水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撼。其夜五色光气，进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赤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还？”苏由对曰：“有大圣人生在西方，故现此瑞。……一千年外，声教被及彼土。”昭王即遣人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见西方数有光气，先闻苏由所记，知西方有圣人处世。……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仲春十五日平旦，狂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撼。午后天阴云乌，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经过，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还？”扈多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衰相现耳。”[8]

9、以上为法琳所引《周书异记》内容，然而，《周书异记》一书被汗青学界认为是一部来源没有明的、缺少汗青依据的书。《汉法本内传》，亦无明白来源，谓有五卷、既无原书传播；而且，隋从前，没有见著录，多数为南朝梁代天监年间（502—519）产品，被引据用以取道徒的论诤。因为政治的、汗青的等缘故，佛道两教时有争辩，有时争辩得很剧烈，各为护持自教，抬高自己，压服对方，以有利于自教的存在和进步。因而道教徒首先炮制出《老子西升化胡经》。针对这个情形，还就有《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的泛起，这几乎是近现代汗青学者的同等观点。由是，自隋唐以来，如隋代的《历代三宝记》、唐朝的《广弘明集》、北宋的《佛祖通载》、南宋的《佛祖统纪》诸书，皆依《周书异记》纪录。那样，佛生于周昭之世，灭于周穆之世的传说，还就成为一千多年来汉地遵信的说法。公元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两三年时，我国佛教界还曾隆重举行过佛诞两九四〇年和两九五〇年的留念法会。以致于今，汉地有的森林大刹仍旧相沿信奉此说。惟此说既为汉地很多佛教徒所禀承，已蔚成风气。鉴于汗青、学术、常识等前提，亦没有用草率为之改易，纵没有合于信史，吾人知之便可耳。早些年刊印的某些佛书，另有据此纪录佛历年月的，此刻好像未几见了。

10、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卷十一纪录，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齐武帝（萧赜）之世，有外国沙门僧伽跋陀罗（Samghabhadra）译出华文《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并传述“众圣点记”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