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县宁　县代放生地点

太虚大师盛年时期在“九省通衢”武汉的弘法活动，可谓其一生中最为精彩的历程。大师不仅受到当时武汉大批军政商界俊杰与普通群众的热情拥戴，更使这座城市成为中国近代“新佛教运动”的发源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2017年3月，适逢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纪念日，武汉市佛教协会、武昌佛学院将举行盛大纪念活动，缅怀大师，策进来学。

面对晚清以来日益不振的佛教局面，以太虚大师为领袖的佛教四众弟子，继承祖德宏愿，以弘法利生、振兴佛教为己任。20世纪上半叶的华夏腹地，由太虚大师指导、居士群体组建的汉口佛教正信会，成为“教界黄埔，法将摇篮”之武昌佛学院的坚强后盾。一院一会，同愿同德、热切呼应、互相助力、相得益彰。

“漫漫而修远”的济世利生之路上，佛教正信会怀抱“弘通佛法、昌明佛化”之理想，立足正信，引领正行，担当时代，弘范全国，建设成为信仰扎实、关怀深厚、组织完备、建制成熟的全国性居士组织典范，不仅发挥出巨大而活跃的护法正能量，更将佛法的全面关怀契理契机地融入到社会大众中去。太虚大师由人生关怀进至法界圆成的救世热度与信仰深度，得到层次丰富、关照全面的落实；其建设人生佛教、构建新时代佛教团体的弘法理想，弹奏出最富生机、最具活力的时代强音！

今日，武汉作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核心大都市，可谓是中土地域的丹田地位，正待发力而将国家与民族复兴之势，运化于祖国四肢百骸之域。同样，大乘佛教的复兴也必将以武汉为重镇，现中部崛起之势，走向盛世重兴的光明未来。武昌佛学院的坚守与传承，无疑将扮演肩负重任、引领时代的前沿角色。

值此大师圆寂70周年庆典之际，谨辑居士正信会篇，汇集展示佛门四众护法弘教、上下求索之团结与勉力，提振信仰，砥砺精神！

一、响应时代召唤：唤醒传统信仰，凝聚社会精英

（一）武汉地区民众信仰基础深厚

据《湖北省志·宗教》对佛教方面的记载，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湖北地区，大致经历了鄂州译经、襄阳奠基、荆州弘扬、玉泉立宗和禅起蕲黄的一个发展过程，历史久远，基础深厚。然而“在19世纪以前，湖北佛教只有佛学观点不同的教派，没有佛教团体。20世纪初叶（清末数年间）才开始有佛教团体。”

晚清民国时节，佛教衰落，内部腐化，弘化不兴。太虚大师所作《汉口佛教会创始记序》曾记载了他刚到武汉讲法时的情形：“忆予民国七年应李隐尘、陈元白居士请来汉口开讲起信论，常听者仅七人耳。至九年，讲楞严于武昌，曾至汉口讲演三日，时有信心者三四十人。遂即发起佛教会，因主持得人，继续从事于建设，乃有今日之结果。”

然而武汉作为中华文明腹地之核心重镇，其悠久的佛教发展史与深厚的民众信仰基础，并未随着时代的飘摇而隐没。一经太虚大师振作革新精神的号召，武汉佛教复兴顿成燎原之势。

（二）汉口佛教会堪为当时最成功的佛教组织

1919年在太虚大师支持下，武汉居士大德王森甫、李隐尘、陈元白等人建创办汉口佛教会——即佛教正信会的前身。

而在此前后，中国佛教总会在湖北地区的支分部、上海“觉社”的汉口分社、华严大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汉口佛化女居士林、武汉佛教图书馆、武昌贤宗初级学校等一系列佛教机构陆续成立，武汉佛教呈现一片光明景象。

而汉口佛教会（创立9年后改组为佛教正信会），不仅有力回应了新时代的大潮流，并且成长为当时最成功的佛教组织，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曾达六万余会员，为我国近代佛教界最大的居士组织，也是后来中国居士组织的雏形。佛教正信会与武昌佛学院是当是武汉地区最重要的两大佛教组织，均对当地与当时，以至全国与后世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三）居士精英携手筹建

1918年10月，初涉汉皋，广结法缘，讲经十分顺利，常来听受者均为武汉各界要人，他们为大师以后在武汉的弘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武汉佛教居士界兴起学佛热潮，亦“自此开其端绪”。

1920年10月，大师再至武昌，寓皮剑农家，设讲座于湖北省教育会会议厅，讲《楞严经》，编《楞严研究》为讲义。大师于讲经会传授皈依戒。李隐尘、李时谙、王森甫、满心如、陈性白、赵南山、皮剑农、萧觉天、杨显卿、孙文楼、刘东青等武汉军政商学界名流，执弟子礼者三十余人。武汉学佛之风，于是大盛。据孙山《武汉庚申居士归戒录》记载，当时信众请求皈依者接踵而起，总计达一百一十九人。且皈依者多年高德劭，社会贤达，实极一时之盛。

武汉众居士遂于1920年9月，公举李隐尘慧心居士为会长，王森甫慧力居士副之，就夏口县农会为办事处，成立汉口佛教会。考虑到会务、流通经典以及《海潮音》的编辑发行，汉口佛教会决定自办会所。虽然王森甫居士提供会所场地，但是仅靠会员认捐的资金不足以建立新会所，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汉口佛教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资金之忧，汉口佛教会“由李龙庭、李隐尘、汤铸新三公柬请武汉政商各界，当场获捐万金”，此后更是到爱心居士胡汤佩林女居士的大力援助，最终将新会所完工。新会所的建立以及《海潮音》的发行，加速了汉口佛教会的成长进步，也为将来改组后发行《正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汉口佛教会的发展的重大契机。

在整个佛教正信会的历史上，居士团体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士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也成为太虚大师在武汉弘化格局的重要特质。作为佛教正信会的主要领导人，或为知识界精英，如张纯一居士，曾在武昌文华学院、燕京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对先秦诸子、佛教、基督教有相当深的研究；或为商界巨贾，如正信会第二任会长王森甫居士，为武汉巨贾，曾任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会长，和汉口总商会会董，利用他自身的影响力，红十字会汉口分会、汉口总商会对佛教正信会都有过帮助和合作；或为政界人士，如继任会长李子宽居士、副会长罗奉僧居士。他们凭借着自身影响力，成为佛教正信会的一面旗积，对佛教正信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一法师：与祖师同行 拾 体证生活禅 禅宗祖庭中轴线

　　在四祖寺接待来来往往客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客人们总是希望同时到五祖寺看看。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奇特，黄梅这个地方走出了三位祖师，西山的四祖寺与东山的五祖寺是禅宗的根据地。东山法门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东山法门的发源地西山四祖寺，自然是禅门弟子向往的圣地。

　　不光是我们国内的禅门弟子希望一、二、三、四、五、六祖地参拜；海外的禅门弟子更是希望一、二、三、四、五、六祖地参拜。所以，四祖寺的地位就很特别，有点像禅宗参访的中轴线。

　　自己常常被分派参与接待工作，对参访者的心态和境遇非常了解。所以，对于如何向他们解释四祖寺的情况和历史就非常熟悉。根据他们的时间情况，安排活动内容是自己非常拿手的。当然，一路上不停地解说也是不会缺少的。如果时间充分，还能组织绕塔，念经等佛事活动。

　　自己把四祖寺周边的景点总结为“一洞”、“两桥”、“三塔”。洞是传法洞；两桥是蔺潤桥和明月桥；塔则是毗卢塔、众生塔和衣钵塔。绝大部分沿着一、二、三、四、五、六祖参拜的人是没有时间跑这么多地方的。好在四祖殿里面有照片，自己常常在四祖殿就把这些地方解说一通。

　　四祖寺最大的特点是禅宗人自己建的第一座寺院；是出家人“农禅并重”的第一个先例；是由靠社会人士供养转为土地菩萨供养(土地上种什么，土地菩萨就给我们什么)的第一个组织；是禅宗集众安居、修行办道、常住弘法的第一个道场；是汉传佛教寺院清规戒律形成的发源地。

　　这些个“是”非常重要，中国佛教之所以有今天，就靠这些“是”，得以发展的。没有这些“是”，佛教可能没有今天的形式。佛教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很多的变革，其中这些个“是”，起了很大、很关键的作用。尤其是禅宗，之所以有现在的情形，这些个“是”，是不可缺少的。

　　历史上有好几次灭佛之灾，其他其他的宗派因为没有这些个“是”，纷纷萎靡不振，甚至无法恢复。只有禅宗这一脉没有受到灭顶之灾，与此有很大关系。先德们不需要依靠别人，自己在林下泉边就能参禅办道。一但社会上需要佛教的时候，他们很快又把佛教这个大刹杆立起来。

　　自己在陪客人去五祖寺*的时候，不但在车上能讲解一些四祖、五祖的公案，还特别介绍他们注意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也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四祖寺的周边有很多的田地，而五祖寺周边基本没有。当年五祖弘忍祖师在西山因为人太多而转到东山弘法，东山没有土地，他们靠什么来生存呢？而且后来因为东山法门的盛名，聚集了一千多人在那里办道。原因就是东山得到了外界的供养，尤其是皇家的供养，使得东山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