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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法界真实的投生道理来看待《西藏生死书》

从 弥勒菩萨的开示，我们可以了解，会往生到哪一道，完全是要看有情众生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如果是造善业较恶业为重的，就会和善道相应而往生善趣；而如果是造恶业较重的话，自然就会随业往生到恶道去。但是有一些外道，或者是假冒的佛门外道，不懂得法界运作的真理，也不听受 佛陀以及诸大菩萨的开示教导，却只盲目地接受假藏传佛教喇嘛教祖师、上师的邪见，说只要用意识观想成就之后，就可以成就密教佛。他们很自傲地说这是果地的修行，说这是远远高过佛教显教的修行。但他们却茫然不知，像这种不需要透过修学菩萨道，也不需要长劫六度万行累积福德智慧，只要在自己心中观想成就就可以成佛的说法，根本没有修清净因，却可以得到清净果，这是完全违背法界因果正理的邪说。

像是假藏传佛教的教主莲花生所造的《西藏度亡经》或称为《中阴救度密法》，还有索甲仁波切依照《度亡经》所写的《西藏生死书》当中，所说关于救度亡魂的观念，大多是依着西藏地区传统的苯教信仰中，对亡魂的原始葬礼仪式，再加上他们个人的妄想邪见所编造出来的，因此其中的许多说法，是不符合法界正理，以及《瑜伽师地论》等菩萨论的开示，所以我们不应该采信这些邪说、邪见。像《西藏度亡经》中说：中阴身是以类似生前身体的形像呈现，这和 弥勒菩萨开示的中阴身的形像，是他将要往生去的那一道的样子，而不是死前原来的样子的说法，是互相违背的。

又譬如《度亡经》说：在死后的第一天到第十四天，每天都会看到不同的抱着佛母的双身佛来显现。他们说：你只要勤恳地观想抱着佛母的毗卢遮那佛，或是阿弥陀佛等等，并且跟着祈祷，祈求加持，就可以在虹光轮中，进入这些密宗佛的心里，而证得报身佛果，或是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些喇嘛教手抱女人交合的佛，其实都是喜欢邪淫血食的鬼神、夜叉，或者是罗剎所化现的。

而且莲花生说：中阴身融入佛的心里，就能证得报身佛果。这根本就是虚妄想，因为一切有情的本心如来藏永远都是各自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作到互相融入。在每个有情的本心之中，都集藏了各个有情自身，从无始劫以来所有的善恶业种，如果说彼此的如来藏，能够互相融入的话，那么必然就会导致因果错乱不堪，修行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诸佛绝不会整日无聊没事，每天商量派一尊抱着佛母的佛，轮流来行者的面前示现，这些都是莲花生的虚妄想罢了。

在《中阴救度密法》的书中又说：中阴身因为没有肉体的束缚，所以感知力、记忆力会扩大为生前的十六倍，密宗的修行人，也可以在转投他道前来觉悟，因此活着时，多读有用的知识、多思惟，对中阴成就是很有帮助的。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说法，如果说是已经见道，并且断除五下分结的三果圣者，因为他已经有了解脱智慧，也远离了欲界的贪爱，即使在生前未曾听闻过中有密法，但他们从欲界死亡要往生色界时，因为已经有解脱的智慧，所以在色界的中阴身时，就能断尽上地的烦恼，证得阿罗汉，而能够中般涅盘。但如果是二果以下的声闻人，即使在中阴身的时候听闻《度亡经》，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解脱。至于一般泛泛的佛教信众，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如果有人在中阴身阶段，转向善道或是趣向解脱，那是因为他在生前所修学的善法串习的结果，而不是别人帮忙读诵中阴密法，所能够引发出来的。譬如《阿毗达磨集论》中说：「住中有中，亦能集诸业，先串习力所引善等思，现行故。」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索甲仁波切虽然在《西藏生死书》中说，亡者的心识在受到祈祷的力量引发之后，能够阅读我们的心，能够清楚地感觉我们的一切思想或念头，因此亡者可以毫无障碍地了解为他们而读诵的《中阴闻教得度》。从上面所举《瑜伽师地论》的说明，我们已经了解，除非是佛力加持，否则中阴身，对于业力所现以外的世界，根本是不知不觉的。尤其是当一个造恶众多，将往生到地狱道，或者是饿鬼道的有情，在死后只能如在梦中一般，随着自己的恶业而往生，他哪里能够因为听闻人间中阴密法的读诵，而导向解脱呢？所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法界事实，以及违背因果的错误说法。如果真的可以如此轻松就可以有大成就的话，那大家就不需要辛勤努力地修行了，只要在死亡以后，靠着别人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平白地解脱或者是成佛。但是稍微有一点世间智慧的人，就都了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我们老是想着不需要努力就等着享福的话，迟早会被佛门中的金光党、诈骗集团，骗得一无所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为亡灵来念佛、诵经来造福，功德回向等等的法事，确实是能够福资亡灵，甚至能够请到诸佛菩萨来接引往生净土；但是如果一位有情，他在生前都没有办法因为听经、闻法、思惟、理解而得到解脱，却认为只要透过祈祷的力量，就可以使得中阴众生能够思惟分辨，而理解亲友们为他们所念诵经教的法义，并且因此而获得解脱。像这样的说法，可以说是非常不实际的想法。

而在死亡的时候，请人每天念念《度亡经》，想要靠着罗剎、夜叉等鬼神的力量，往生善处甚至成佛，这也是绝无可能的事情。这都是因为假藏传佛教，根本就没有智慧能力来帮助修学者，在生前得到解脱道，或是佛菩提道的果证，所以就蒙骗人说，可以帮助人在死后得到解脱或者成佛。这其实只是一种，欺骗愚痴无智的信众的诈骗手法罢了！

从上面简单的说明，相信各位菩萨应该都对身坏命终之后的投生道理，都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应该已经了解到《西藏度亡经》所说的种种，有关中阴身阶段的内容，可以说是荒谬无稽的，和佛教经典所说的完全不同，也完全不符合法界的真理，也完全违背 佛陀的教导，而是喇嘛教上师的妄想，所编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还在生的时候，就把握机缘，修学佛法的正知见，并且深信因果，努力的造作善业，远离恶业，净除烦恼，增长智慧，这样才是正确的修学道路以及方式。

-----《三乘菩提学佛释疑二 第122集 投生怎么投法？》 陆正元老师

　　曼殊诗的心性透视

　　吴正荣

　　见相即见心，苏曼殊诗无一例外地泄露着他的内心世界，而他的真正内心世界却往往由于他的才华而不被重视。因为成长过程的缺失，他形成了一颗敏感，多情甚至畸形的心灵。他的作品或者生活中跌跌撞撞的行迹，都是他心性模式的外化。近代文人中，再没有谁比他更能体现生命的苦谛了。

　　一、苦谛的集中显化

　　《成唯识论》说：“领违境相，逼迫身心，说名苦受。”一切皆苦是佛教对生命存在的认识。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苦难，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人必然为无常空苦之因果所累。但是，佛教的伟大在于提供了可以解决人生痛苦的大智慧，虽然逃不离因果之苦，却可以“不昧因果”，心体空明宁静，因而人活在世界上未必要受无量诸苦。

　　佛家所讲的“苦”，不仅单指肉体上的生老病死，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逼迫烦恼。苏曼殊人生的轨迹就是最直接的“人生即苦”的体现，苦成了他诗歌中最主要、最普遍的命题。他想要超越，但时代的变化和他心理的自我障碍一次次使他的理想破灭。于是他知苦，想超越苦，又自造苦，而迷于苦。近代史上，苏曼殊又一次将人生之苦演绎深化。

　　这首先固然是因他的无上才气，而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他受意识中累积的苦难左右而形成的性格。他似乎比同时代的作家更敏锐、更深刻地感受这诸行无常的世界。在他那里，人生的各种“苦感”“苦相”都得到了细细的吟咏、体味。如：他有“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的亡国之感，也有“寒禽衰草伴愁谚”独自怅然。佛教宣扬人生如苦海，而它产生的初衷，正是为了普渡众生，超脱诸苦。故他在近现代这个特殊的时期“鼓舞过无数仁人志士为民请命，为国捐躯，为真理而献身”。中国近现代佛学复兴即根源于这种利生无我的菩萨行观念，一如梁启超所说的“学佛者当不厌生死，不手涅粱，地狱天堂皆为净土”，苏曼殊正是这种理想的极力践行者。但熟悉曼殊诗的读者都清楚，苏曼殊真正感通读者的并非其政治理想作品，而是一首首摄人心魄的情诗，他心性中所有的愁苦都集中地由爱情诗中倾出。

　　曼殊诗“其哀在心，其艳在骨”，句句华美，篇篇苦愁。苏曼殊已经形成了以写苦为美，以愁为好的心性认同。如《本事诗》十首、《无题》八首。对人生愁苦的反复吟咏咀嚼，使得曼殊诗洋溢着悲情、绝望，曼殊迷恋上了“苦”。

　　苏曼殊也常寄情山水，大部分山水诗都是以墨和泪写就的。以《吴门十一首》为例，无一明快。“愁恨”、“伤心”、“可哀”、“凄绝”等伤情字眼随处可见，“暮烟”、“孤踪”、“哀草”、“故国”、“夕阳”等伤感意象一以贯穿。他一生的心迹行迹都是“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闾门”，而所谓“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画境罢了。

　　二、禅情对抗：障碍的建立

　　苏曼殊是个和尚，但其行迹与和尚不大沾边。他说：“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有如此多的烦恼忿恨，最后不过是做个空有其名的诗僧罢了。苏曼殊为自己在尘世中的种种特立独行留了一条路：不求做佛，将世俗的情留住，特别是对女子的爱。在这个过程中，苏曼殊将解脱和爱情对立了起来。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此，禅是个体悟见超越个体的“存在”以后与万事万物的同一圆融，它与爱情并不构成矛盾，是人自己的心性模式在制造障碍。苏曼殊在求禅的过程中一直与情作斗争，建立了执著。这并非解脱，而是越来越偏执于去破除所建立的对象，离禅更远了。

　　曼殊二字本来就带有佛教文化的气息，有人可能以为苏曼殊也如济公一样，入世修心而不修行迹，所以往来烟花柳巷而心不乱。问题在于，本该品尝爱情时，他选择了逃离。并且，“出家”对他而言并非一个有限制意义的概念，他身处寺庙不过是借以栖居。所以对异性的突然背离绝不会因他是个形式上的比丘，而是自残，他用这种行为感知生命。据说苏曼殊经常吃糖不停，被称“糖僧”，吃冰时又往往撑得自己奄奄一息。作为苏曼殊的好朋友，陈独秀认为这些举动是苏曼殊的自杀政策。在男女情缘上，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曼殊和众多的诗僧一样，一切都似乎是必然对立的：“由个人之苦痛而上升至伤情忧生的禅情就会时时刻刻显露在他的文章中，并使他的诗歌徘徊于“隋生智隔’与‘情断智生’之际的迷离状态，情真意切却又攀越凡尘”。

　　一方面，他对女子是真心的爱怜：“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百助是日本调筝艺伎，身份低微，但有才有貌。苏曼殊告诉她别为身世悲谛，其实她如仙子一般冰肌玉骨。久久之后，他的袈裟斑斑点点，初疑樱花，细看原是百助的泪滴脂痕。苏曼殊有着日本血统，百助是日本人，所以称其为同乡，并且对樱花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此诗虽是劝慰百助，但何尝又不是他的形影自伤，他也承认自己对女性的爱是难以放下的：“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湘弦洒遍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从今而往，且将求佛侍道之心休歇，一心与所爱坐镜台前卿卿我我。自己的心本来就做不到像沾在泥上的飞絮一样不动，如今，对着泪滴琴弦的女郎，怜爱之心更愈不可自制了。

　　苏曼殊渴望女性的爱，但他却以一个似是而非的和尚的目光来看待爱情。最终以僧人的“钵”盛满泪水给所爱之人。之后，他绝不可能对此释怀，于是只能永恒地处在这种心灵的折腾中。他虽一直试图超越红尘情事，但还是无法斩断情丝。作为一个直率、本真的诗人，他入佛门只是为求得心理的平衡与安慰，并试图自救。但入佛门后，他又戒律松弛，无法赎救，更愈敏感的心又在自设的禅情矛盾中苦受煎熬，于是“苦寒”自然地流露于诗歌的字里行间。中国文学史上，苏曼殊又一次将人在现实中的心灵苦难放大，走到心灵痛苦的更深层。

　　三、随缘与孤僧：脱离整体的特立独行

　　二十世纪中前期是一个大家辈出的年代，虽逢乱世，但思想开

　　化。唯其如此，那个时代才给了苏曼殊这么一个怪人以生存空间。生活上随兴所至，做着和尚却携柳问花。将自己独立于世俗，“纯祖香草美人遗意，疑屈子后身”。丝毫未考虑到社会的观念和势力随时有可能吞蚀他。

　　苏曼殊的生活是困顿的，但一旦有钱便立刻花掉。据说某一次他得了钱，便大请其客，连不认识的人也请来了，想放怀高兴一下。然而酒席之间，他却突然若老僧入定，默然不语，搞得大家不欢而散。他其实很清楚自己的生活状态，不过不愿改，也改不了。当陈独秀问及他的生活时，他回答说：“契阔生死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这种生活体验，注定他是一个美丽心灵的流浪者。不过，对生活上的漂泊他看起来不甚在意，虽然心中的苦浸入骨髓，客观上却使他更深刻地体验着生活。对表象上的东西，在他看来色即是空。既然出入烟花之地尚无不可，又有什么事情又不能做，更别说与女性的往来了。所以他说：“相逢天女赠天书，暂住仙山莫问予。曾遣素娥非别意。是色是空本无疏。”。

　　色空无异，俗世凡情锁不住他自由的心灵，正因为心中对此无著无碍，他才做得到如此开化豁达。不过，只有在他不看重的事面前才会表现出浑不在意，据说当初同盟会发津贴，苏曼殊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去找廖仲恺领钱，廖仲恺请示孙中山后将津贴发给了他，并将苏曼殊的名字列入同盟会会员名单。领到钱后，他才不管什么会员不会员，扬长而去。

　　行云流水，是苏曼殊的行踪，然而貌似逍遥而已。他是孤僧，时常无端哭笑，其情之苦全然可见。对爱的执著与反复是他情感上的挫伤，而对着个体生命他也总是郁郁寡欢，他成了一个以洞箫抒怀的孤客：“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春雨箫声中，他的身躯似乎更加消瘦了。行路天涯，漂沦憔悴，还是浙江的潮声亲切些。他离家后便未回过家，不是不想回，而是家对他的伤害太大。而今留取微命，衲衣破钵，他都不大清楚身处何地了。隐隐约约地潮声和漫天飞舞的樱花在心底唤他的小名，有些疲惫了。三十五岁，短短的一生，但整个现代文艺界都被他激起千尺波浪。其为人，为文都尽显本色，他过得也真堪称行云流水。近代佛学大德圆瑛大师认为苏曼殊已证阿罗汉，茗心大师更认为苏曼殊修心独异，于妓院悟道。苏曼殊做出了人们最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给近代文坛留下种种猜疑和佳话。

　　曼殊诗泄露了一代才人脆弱的灵魂，心性是一个人生命轨道的推动力，有什么样的心性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表现形式。而这种心性的惯性是由生命中的某种缺失造成的，苏曼殊缺失什么呢?他的成长过程受到过严重的挫伤，身世的不确定性，母爱的缺失，家人的鄙视。这些因素都是形成他狂傲，自卑，既想拥有爱情却又主动毁损的根源。然而文学本身就是奇花异草，太过平常的心灵产生不了它的养分。曼殊脆弱却不停跳跃的灵魂划过，留下了足以令人景仰的心灵痕迹，同时，这又何尝不是众人自身生存状态的映照!

　　吴正荣(1958－　)，男，云南玉溪师院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和传播工作。

　　出自: 《山花 》 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