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的早期传播（号称居士的人都有谁）

居士佛教的早期传播

　 据现有的资料看，东汉时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译者大多为外来僧人。早期的译经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主要是通过民间的形式，参与其中者当有不少是在家的佛教信徒。当时的风气是译师在译经的同时即行宣讲。例如安世高出经时，听者云集，“安侯世高者，……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人石集，遂致滋盛，明哲之士，靡不羡甘”（《高僧传》）。这里虽不免有夸大之词，然有不少人前往听讲，参与佛事活动，当是事实。佛教在中土的译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文人学士的配合，汉译经典都是中外人士合作的产物，其中居士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居士通过协助翻译佛经、宣说佛理，让中国人逐渐了解外来佛教的信仰与思想，对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影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国曹魏时，有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译出了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僧祇戒心》，并在中土首创授戒度僧制度，被后世的律宗奉为始祖。而康居沙门康僧铠也于魏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有关在家居士学出家之戒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其中提到“在家菩萨若在村落、城邑、郡县，人众中住，随所住处，为众说法。不信众生，劝导令信。不孝众生，……劝令孝顺”，要求将佛教的信仰和修行落实在曰常的生活之中，这对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三国吴地的支谦在中土译出对中国居士佛教影响甚大的《维摩诘经》。这是一部从般若类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乘经典，它通过有无双遣的中道“不二法门”，强调世间和出世间、生死和涅槃不二，把佛教的出世迁移到了世俗世界，阐扬唯心净土说，经中说：“佛言：童子，蚑行、喘息、人物之土，则是菩萨佛国。”“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就是说，只要净化自己的思想，佛国就在人间。因此，要达到解脱并不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要自净其意，要修“菩萨行”。经中还专门塑造了一个“善于智度，通达方便”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在家居士维摩诘。维摩诘居士不仅“资财无量”，更精通佛理，辩才无碍，神通广大。由于他能够净化自己的思想，具有佛一般的智慧和精神境界，因此，他居住在维耶离城，表面上出入酒肆妓院赌场等场所，实质上却是在教化超度众人，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染净不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大慈大悲的表现。《维摩诘经》及维摩诘居士形象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欢迎。至东晋鸠摩罗什重译为止，社会上至少出现四个译本和一个合本，特别是文人名士竞相追捧。鲁迅先生曾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其一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的译出对推动中国居士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在碰撞中出现了冲突，但佛教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为了调和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矛盾，那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居士，通过不断援儒、道入佛，调和中外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并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在客观上有力地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汉末三国时的居士代表人物牟子，就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了佛道儒三教一致论。牟子在《理惑论》中，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泛引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作辩护，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思想并无二致，倡导三教一致论。牟子“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居士佛教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自此以后，直至隋唐时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固有文化之关系的讨论，大抵不出牟子《理惑论》提出问题的范围。

　　两晋时，佛教在玄佛合流中达到了比较快速地发展。当时的佛教般若学者往往同是玄学清谈人物，他们兼通内外之学，尤其熟悉老庄玄学。僧人的立身行事，言谈风姿，也酷似清谈之流。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配“竹林七贤”；又著《喻道论》，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论证儒、佛一致，被认为是“东晋居士关于儒释关系的代表性论文……为居士佛教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两晋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一大批中国佛教学者的脱颖而出，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居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东晋名僧慧远(334-416)居住庐山30多年，“率众行道，昏晓不绝”，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与北方罗什僧团遥相呼应的庐山僧团。在庐山僧团周围，就有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和南阳宗炳等人皆“弃世遗荣，依远游止”，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曾与刘遗民、雷次宗等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推进了净土信仰在中土的流传，虽然慧远倡导的念佛是“观想念佛”，与后世盛行的净土宗的“称名念佛”并不相同，但他仍被净土宗奉为初祖。东晋以来佛教的兴盛与江南佛教的流行，与慧远及其周围居士群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得到了进一步流传和发展。寺院和僧尼激增，僧官制度得到了确立，寺院经济有了很大地发展，随着大量经论的进一步译出，对佛典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并逐渐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充分条件。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鼎盛时期的到来。入宋以后，虽然有些宗派，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仍有进一步的流传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局面已一去不复返。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趋于衰落，但是，这个时期居士中兴起的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佛教在日后的复兴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