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鲫鱼有什么讲究和说法_学诚大和尚：汉藏佛学研究的意义和建议

学成大和尚说话。

第二届汉藏佛教研讨会暨觉囊佛教文化论坛

——在第二届汉藏佛学学术研讨会暨觉囊佛教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一、汉藏佛学研究的思路

藏传佛教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总称，是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完整传承和不断发展。中国藏传佛教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语系不同、文化不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这也给人一种中国藏传佛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佛教体系的印象，缺乏必要的关联性。这使得汉藏佛教研究始终缺乏整体的视野和清晰的定位。此外，将传统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和西藏的佛教领域存在许多困难。基于文字学的研究受限于两部经典几乎没有重叠，而基于思想史的研究则面临跨语言、跨文化、跨教派的巨大挑战。这些都提示汉藏佛教的研究需要追根溯源，以其根本源头——3354年的印度佛教的演变与发展作为沟通两者的桥梁，以确认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全面梳理印度佛教与汉藏佛教的传承过程，将为构建汉藏佛教的整体研究框架，推动汉藏佛教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二、从分化源头看汉藏佛学的独立性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直接继承，汉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但是，考察一下印度佛教的进化史就会发现，藏传佛教在“印度化”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大乘佛教的形式。所谓佛教“本土化”，是指大乘佛教中期(公元4世纪至8世纪)的一次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印度的婆罗门传统蓬勃复兴，新的思想理论不断涌现。以六经为代表的正统学派赢得了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佛教日益丧失了思想先进性，处于边缘化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对印度本土传统的态度逐渐从过去的否定和疏远转变为追随和接近，开始借鉴本土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来构建新的佛教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因明学方法的广泛接受和熟练运用，其中陈那的理论老师创立了新因明学，使印度古代因明学发生了重大变革。达摩教义老师把新Inmingology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道理的瑜伽修行派就这样形成了。清辩手将启蒙理论引入中学，创立了自续中学。

这与早期大乘佛教拒绝开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在公元4世纪之前，佛教只是在基本的禁欲和学定上部分借鉴了印度传统，但在根本智慧上，它与印度传统是站得住脚的，完全颠覆了婆罗门教，所以佛教本来就是“非印度”的。公元4世纪以后，佛教的思维和方法接近了当地的传统，这才是佛教在印度本土化的真正开始，从此蒙上了浓厚的印度色彩。佛教传入西藏后，很快取代了当地文化的滞后，其“印度”风格基本保留，所以藏传佛教可以视为“印度”佛教的自然延伸。佛教传入汉代后，又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主要标志是出现了一批汉代本土佛教大师(如智善导、传道、慧能、法藏)和汉代各具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禅宗、贤寿宗)。

从时间上看，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两次本土化——“本土化”和“中国化”几乎同时发生在大乘佛教中期，都是佛教主动适应一定文化环境的结果。佛教的核心内涵虽然没有改变，但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与过去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佛教的本土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基于佛教的根本本质。佛教知识可分为三类：现行量、具体量、圣教量。量的物理证据是修行佛法的根本目标，对量感兴趣的途径是基于量的比较的思辨和基于圣教量的信仰。所以佛教的学习路线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信仰型和思辨型。

“信学”路线是早期大乘佛教的基本特征。它注重心灵的直观感知能力，具有明显的崇信、顿悟、入世、通俗化倾向，在《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中得到充分体现。后来，新因明主义取消了圣教的独立地位，将其纳入现在量和比较量。从此，中后期的大乘佛教转向思辨路线，更加注重心灵的逻辑分析能力。具有明显的崇智、渐行、遁世、精英化倾向，这在中后期印度始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为藏传佛教所继承。

以上两条线的研究，使得中期大乘佛教的佛教思想分为心性论和知识论两大体系。与信仰路线相关的是心性论体系，旨在找出众生能成佛的因果过程。基于儒家经典的圣言和教义，形成了如来藏思想和阿赖耶思想。与思辨路线相关的是认识论体系，旨在找出心灵对外部环境认识的因果过程。基于对原因的定量论证，形成了瑜伽修行派和中观自持派。

公元5世纪，新尹明作为分界点建立。在此之前，心性论是主流。之后认识论占了上风。心学在印度逐渐衰落的同时，在汉代迅速传播。在第5和第6世纪期间，《华严经》，《涅槃经》，《如来藏经》，《胜鬘经》，《十地经论》，《宝性论》，《摄大乘论》和0755。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著名的“桑耶僧”可以看作是一次思辨型和信仰型修行路线的历史性交锋。今天，这两者实际上是互补的。知识论解决的是成佛的可行性问题，因为成佛首先要消除麻烦的障碍，主要的麻烦障碍是两种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来源于对各种规律的错误认知，即头脑的自我意识占了外部环境，思维的空虚是打破自我意识的根本途径。所以，各种知识论问题，最后都能汇成空。心性论解决了成佛的必然性。障碍消除后，佛性得以显现，所以凡夫也能成佛。如果众生都没有佛性，那么排除障碍就不能保证佛的成就。只有当你确信自己有佛性，你才能在内心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动力。各种心性论，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佛性。佛性和空性分别代表了汉藏佛教的根本特征。在理论层面上，佛性是起步的前提，空性是实现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毅力和智慧决定成败。所以汉藏佛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三、从发展路线看汉藏佛学的互补性

佛教认为，万物的生老病死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性空性，是一般意义上的缘起性灭。自然是本源之身，本源是性空之相。藏传佛教在继承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对佛教“空性本原”的真谛进行了新的诠释，开拓了新的思想境界。

传统上，汉传佛教将释空归入实相学说，将释本归入本源学说。前者主要以三论派和天台派为代表，后者主要以魏徵派和仙首派为代表。三派和唯觉派基本延续了印度佛教原有的空性，而天台宗a

贤治还将实在论与缘起论融为一体，强调宿命的作用，这与印度佛教强调不变性形成鲜明对比。所谓不变性，就是关于丰富的现实世界如何还原为无声的真实。所谓命运，讲的是真实与空虚的寂静如何在丰富的现实世界中彰显。印度佛教对命运的解释比较省略，经常一带而过。如说月理论家以缘起为空的意义，以“缘有”代替“四有”(自有、他有、共生、无有，即自有)。但并没有说明“边缘存在”的本质和状态，将其归结为不可言说的胜义境界。相反，天台宗以“十真”解释现象世界中的各种存在形式，仙首宗以“三同异”、“六义因门”、“十玄门”、“六相合”、“十义相生”解释各种相生相克的法源和关系，生动具体，大大超越了小乘佛教的本质主义。

藏传佛教早期把禅定确立为根本顿悟，其重要流派都是从西藏传承下来的。宗喀巴大师创立了古鲁学派的中庸思想，这是基于各种学派的好理论。一方面，他充分继承了应形成学派的中庸理论，确立了一切规律都没有自性的根本洞见。另一方面，他还吸收了自持派所重视的“内名”理论，并将其作为最基本的学习内容。同时，他还采纳了瑜伽派的佛教判断思想，按照宗法观点将各派按序排列，最终组织所有佛教徒无障碍。经过这次综合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

四、从思想成果看汉藏佛学的创新性

回顾以上汉藏语系佛教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汉藏语系佛教的独立性、互补性和创新性，也必将为今天的汉藏语系佛教研究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因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正确对待本土化。

佛教的完善性和终结性决定了它不能被单一的思维方式或文化格局所限制。允许佛教徒用自己的语言传法，可能只是看到了语言、思维模式、文化背景的片面性。比如擅长逻辑思维的印度佛教和擅长形象思维的中国佛教对“空性本原”的解释就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只强调一面，忽略另一面，那就是以偏概全。每一个佛教传统都是佛教太阳轮反射出来的光辉，是整个佛教某一方面的体现。所以本土化其实是佛教思想的丰富和充实，有利于佛教的长远发展。在佛教已经进入全球传播的今天，它显示出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2.实现汉藏交流融合。

藏传佛教和佛教相互借鉴，比较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各自传统的价值。例如，藏传佛教非常重视教化和冥想，这在汉传佛教的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传佛教禅宗在早期藏传佛教中也处于鼎盛时期，与马宁教教义有默契的呼应。

今天，汉藏佛教之间越来越有必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当今世界正处于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对抗的重要时期。中国和西藏的佛教对话和融合是大势所趋。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佛教宽广的视野和严谨的教学基础上，对汉藏佛教进行新的阐释和诠释。因此，中国与西藏佛教的比较研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3.推动佛教思想的创新。

佛教思想总是与时俱进，回应时代的要求。无尽因缘，无尽佛法。汉、藏传佛教的古籍、典籍流传至今数千卷，是佛教旺盛生命力的历史证明。藏传佛教研究不仅要研究历史上的佛教思想，更重要的是提出适应时代的新的佛教理论和成果，推动当代佛教思想的创新。因此，我们不仅要继续发扬我们的传统优势，而且要善于吸收其他思想的丰富营养。一个思想，往往是通过借鉴反面的积极因素，通过正反的辩证循环，爬到一个新的高度。藏传佛教的丰硕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激荡，取长补短，各持己见。所以，我也希望在这次“汉藏佛教研讨会”上，各位仁人智者充分交流，热烈讨论。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汉藏佛教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汉藏佛教的和谐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