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放生的鱼的让寄语

导读：饶毅：北大的理科改革[编者按：2018年6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理学部主任饶毅在北大人文社科发展会议上发言，介绍了过去20年北京大学理科的发展。饶毅指出，北大理科围绕师资问题已经形成三大特点：...饶毅：北大的理科改革

[编者按：2018年6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理学部主任饶毅在北大人文社科发展会议上发言，介绍了过去20年北京大学理科的发展。饶毅指出，北大理科围绕师资问题已经形成三大特点：自由但不散漫、采用国际方法和标准、鼓励学术的批评而不相互排斥，实现了以学术标准为上的兼容并包。]

讲者|饶毅

作品来源：《知识分子》（微信公号：The-Intellectual）

我们理科老师不仅非常尊重人文社科的老师，而且非常感谢你们传承了中国的文化。不谈小学、中学的理科教育，单看大学的理科教育。众所周知，百余年来，中国的理科大学教育完全是学习外国。如果一个国家或社群，完全没有自己的智力支持和文化根基，很难经受如此强大的冲击。但中国的理科师生知道，我们人文的传统很强，既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也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例如，对比中、英文诗歌，自然清楚中文的诗词歌赋在很多方面超越英文，包括创造性。我们理科不仅在广度上不如西方理科、也不如我们中国文科，在深度上同样不如西方理科和中国文科。由此理解，中国的科学落后是我们古代文明在文化上的走向造成的，不是我们天生愚昧。文科学者对文化的传承，为从事理科的人提供了精神的支撑，保证了智力的自信。

北大理科的发展依靠几代科学家前赴后继在多个层面的努力。

1949年之前，中国在自然科学主要是引进教学，研究很少。在理科方面，可能首先是清华大学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而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的一个高峰。北大的理科在1949年以前有成长，但1952年院系调整也对北大理科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清华理科并入北大，使北大理科全面、长期领先全国高校，北大数学也因此独占鳌头，稳居中国第一。

但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从整体上看，高校的自然科学都受较大影响。北大等高校部分优秀教授转到科学院工作，因为科学院拥有最多的经费，而且1950年代科学院几乎避免了反右的冲击。1960~1970年代，理科发展受到影响。但1960年代，我们北大化学曾参加胰岛素合成的（生物化学）工作；1970年代初，北大的化学和生物老师曾参与胰岛素结晶的（生物物理）工作，北医的毕业生屠呦呦主导了青蒿素的发现。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理科研究工作整体不够多、不够好。

1978年之后，大批理科专业的师生留学欧美日等科学发达国家，无疑对中国理科的基础学科研究和科学发展带来了持续的影响和冲击。直到1990年代后期，由此造成的全国范围内理科人才的短缺还很难弥补。1998年，由北大倡议、教育部和财政部等国家部门支持的“985”工程，以及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对于缓解人才——特别是理科人才——的流失起了重要作用。及至2000年代后期，中国的理科才能说是开始有序发展，而不仅是应急式对付青黄不接的危机。

今天，我们北大理科还面临很多挑战。客观地说，过去二十年来理科发展在北大一马当先。这归功于几届校领导班子对理科的发展有清晰、统一且延续性的改革努力，有多个职能部门的切实工作，当然也与理科的目标和标准相当明确并容易达成共识有关。我自己是在这一过程的半途中加入北大工作的。这11年来的亲身实践，结合自1995年开始了解科学院工作的体会，今天与在座的文科同仁们分享三点思考，都围绕师资问题——因为师资的质量是大学质量的关键，而大学改革的核心是师资力量的整体建设。

今天北大理科享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由。

我们理科老师不会因为研究的问题脱离一般人认为的实际而如历史上一样被讥笑为“马尾巴的功能”，也不会因为社会有人反对（如转基因）而影响我们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的学术群体足够强大而且有可以信赖的专业判断，可以超出一般人的智力所及、可以超前一般人理解的范围、可以冒外行不理解的学术风险。

我们理科老师的自由，是在有规范、有纪律、有道德的框架下，进行的科学探索的自由。自由是体现在思想和学术层面的，而不是缺乏职业规范、懈怠工作所需要的纪律、降低人格所必需的道德方面的。

就是说，我们理科老师的自由并非散漫。我们学术严谨、工作认真、做事负责。我们形成以学校为核心的学术交流群体，区分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形成良好的、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二十年来，北大理科坚持改革，坚持提高标准，所以水平提高很快。我们用了国际方法和标准，在一些方面达到了国际水平。

同一时期，国内理科方面很多单位也都发展很快。北大理科只看自己是否进步是不够的，而应对比国内其他单位的情况来确认自己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今天的中国科学院是年度经费逾五百亿的庞然大物，北大理科的经费远低于此，因此，只能争取质量高于科学院。近十年来，北大理科的改革优于科学院，在招聘教师方面的体制改革做得好，标准提高很多，长期坚持真正珍惜人才。

人事改革的关键是北大建立了预聘制。而近年北大理工科人才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要求更使各院系调整标准，不仅摒弃了各种非学术因素，而且都相应提高了门槛。北大理科的招聘和晋升都按国际学术标准进行，尊重和依赖懂行、负责的专家的意见，看研究实质，而不是看文章发表的杂志等各种外在“指标”，也不依赖校外（国内）的学术标准或掺杂非学术因素的评估结果、荣誉、头衔，因为校外（国内）的评审方法常常出现学术之外的因素，而其标准现在常常低于北大理科的方法和标准。

北大理科从以前逢国外博士回国就给教授，降到了现在只给“助理教授”——北大与国际一流大学职称的标准一致，而不是低人一等。这一点，北大和清华的理科领先全国。现在科学院生命科学十几个研究所，仍然是博士后可以立即就任正研究员。在科研经费和条件大幅提升的今天，科学院继续认为自己的职称低于国外和北大清华的体系标准，这是北大清华改革超过科学院的表现之一。

北大数学研究继续是中国数学三足鼎立的一足（其他是科学院所有数学研究所、全国其他单位的数学），而北大数学毕业生更是占海外华人优秀数学家的一大部分。北大化学超过科学院的单个化学研究所，是化学学科年轻人找教职的首选。北大物理也很强，与科学院单个物理方面的研究所有同等吸引力。北大生物对人才的吸引力，从以前低于科学院6、7个研究所，一跃成为与清华并列的第一梯队，其后是科学院以及近年很努力的浙江大学医学院。西湖大学最近也崛起、招聘教授系列与北大有交集。北大清华的生命科学与其他高校重叠较少，例如南京大学，很难说其生命科学的师资力量与北大清华有显著重叠。

所以，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北大理科与国内其他单位理科出现差别、有些方面甚至较大差别。

在人才标准提高后，科学产出质量的提高将是水到渠成。我们并不急于推崇某项工作，而是让教授自己尽最大努力，我们创造合适的环境，然后给予时间，乐观其成。

北大理科鼓励学术交流的批判性。在有些工作上也有激烈讨论、批评。院系老师可能竞争资源，但不会因此出现根深蒂固的矛盾，可以有先有后。

北大理科的学术批评不是文人相轻，更不是相互排斥。

各校都有一般的科研合作。但北大理科不像国内有些单位，让年轻教授为年资高的教授打工，也没有在支持年轻人旗号下形成唯我独尊的小王国，而是鼓励各个年资的教授得到合适的支持，他们自主拥有所取得的成就，不用担心成果被占、或荣誉被侵权。

北大理科还有跨院系的合作工作。例如，谢晓亮教授是我们北大附小、附中和化学学院的毕业生，是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化学家。学校为了吸引他回国，做了很多工作。我来北大十一年，校长换了四任。可是，我观察几任校领导在重要工作上高度一致、前赴后继，包括一直争取谢晓亮从哈佛大学回国。北大不是因为他的头衔，例如我们从未试图招聘诺奖得主，最初争取晓亮的时候他并非美国院士，但他学术水平高，年富力强，而且认真负责，所以北大多年来坚持不懈争取他，多个学院、多个职能部门、几任校领导、积极出力招聘谢晓亮，他将于7月2日全职北大，也反映北大理科建设优秀群体的良好风气——不会出现招聘了某一两个人，就不招聘其他人，特别来了一个人堵住其他人的制造土皇帝的做法；为学校发展尽力创造条件；任人唯能、广纳英才；进一步形成互相促进的环境，“大庇天下贤士俱欢颜”。

北大理科在蔡元培任校长一百年后，做到以学术标准为上的兼容并包。

2018年6月25日上午发言，下午整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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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的开悟因缘

雍正皇帝的开悟因缘

选自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

雍正皇帝胤祯（1678－1735）是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后世围绕其继位、暴死等事件传说甚多，多谬不实。其为政方略遭人物议处亦多，但他在位十三年（1722－1735），勤于政务，任用贤才，励精图治，在文治武功方面，都不愧一代英主之名。史称“康乾盛世”，实离不关雍正承前启后的功用。雍正还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皇帝，曾从涟于着名学者阎若琚、张英、顾八代、徐元梦等人，不仅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诗词，善书画，有相当深厚的汉文化素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喜读内典，深通佛理，尤其对中国佛教代表性宗派禅宗，更是深得法要，别有慧解。他曾师从高僧，直探心源，亦曾升堂说法，开导辟迷；并以帝王之尊，亲自编选《御选语录》，刊示天下。其禅论戛戛独造、在在中的，远非泛泛涉猎者所能企及。历代帝王中，信佛崇佛之“佛心天子”不在少数，但像雍正这样在佛理上卓然成家者实属罕见。

清朝皇室与佛教因缘颇深。清世祖顺治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与佛教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召禅僧憨璞性聪，玉琳通琇、木陈道（一个文字头，一个心字）等到内宫探讨佛法，谈论禅理。他自称“痴道人”、凡请禅师说戒之类的御札，都自称“弟子某某”，与宗门耆旧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咨访，握手温颜，情逾师友。

清圣祖康熙在位期间，曾多次巡游江南，几乎每次都参礼佛寺，延见禅僧，赐额题辞。《宗统编年》一书即受康熙之命而撰。康熙皇帝尤其尊奉藏传佛教，对达赖、班禅、章嘉等活佛多有敕封赏赐。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更是以国师之尊，出入皇宫，奔走边关，极得康熙宠幸。

章嘉活佛转世系统，是清代四大尖佛转世系统之一，一世章嘉扎巴俄色，青海红崖子沟张家村人，所以由他开始的转世活佛系统称张家活佛，康熙帝时，以“张家”二字不雅，改为章嘉。二世章嘉曾从五世达赖喇嘛学习。1693年被康熙帝封为呼图克图。康熙帝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之后，在多伦召集蒙古各族王公会盟，建汇宗寺，封他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主持汇宗寺，掌管内蒙古地区佛教事务。

因章嘉国师经常出入内廷，与诸王子关系亦密切，而与其最投缘的是四王子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据雍正自述，他少年时即喜读内典，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僧侣来往密切，在读书时，将自己喜欢的文章编辑成《悦心集》，里面所面所选多看透世事，任情放达的文章。如《醒世歌》曰：“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但早期雍正“惟慕有为佛事，”而对无迹可求的禅宗，因无实际体证，故未能窥其端绪，且每每非之。在结识章嘉活佛后，雍正与其“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巧方便，因知究竟此如。”消除了对禅宗的偏见。因藩邸与柏林寺相距不远，雍正与柏林寺禅僧亦有接触。康熙十一年（1712）春，雍正到柏林寺，遇妙智禅师，相谈甚洽，遂产生随僧众坐禅的想法。

正月二十日，与数十僧一起打七，仅二枝香功夫。次日晚又随坐，至三枝香时，洞达本来。主持禅七的是当时名望很高的迦陵性音禅师。在打七之前，雍正与其问难甚久，但未能起一疑情，所以甚感失望。而此时迦陵性音踊跃赞叹，谓雍正已彻元微，笼统首肯。雍正自己当时自以为了歇，而数日后又觉不甚洒脱，又去叩问章嘉国师。章嘉回答：“若王所见，如针破纸窗，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针隙窥天”是形象说法，实指初步破参，即参禅者初登解脱之门，悟此七尽之躯，四大和合而成，无有实我。

听了章嘉的开示，雍正复于是年二月十一日随众结七于集云堂。至十四日，正经行时，忽出一身透汗，命根立断，桶底脱落，自觉与佛祖众生同一鼻孔出气。乃复问证章嘉。章嘉云：“王今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猛精进。”“庭院观天”指涉过重关。重关又称前后际断，指悟得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非空华幻影。

雍正亦曾垂询迦陵性音，并将章嘉的开示告之性音，岂料大禅师竟然不解其意，讪讪地说：“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雍正认为章嘉所说真实可信，而对性音之语不以为然。

雍正谛信章嘉之垂示，为直达究竟而精进提撕，至次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踏末后一关，“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雍正再去叩问章嘉，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雍正心生大欢喜，庆快平生。在《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中，雍正追述了自己的参究因缘，对已故世的章嘉深怀感念，“章嘉呼图克图国师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